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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.人生.林蔚昀》薇若妮卡忘不掉

2020-06-16 600 ℃

书.人生.林蔚昀》薇若妮卡忘不掉

总有那幺一本或数本书,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,曾在我们的阅读行旅中,留下难以遗忘的足迹。「书.人生」专栏邀请各界方家随笔描摹,记述一段未曾与外人道的书与人的故事。期以阅读的飨宴,勾动读者的共鸣。

对孩子来说是人生的第一个世界末日。
对猫来说是新男主人。
对狗来说是新女主人。
对家具来说是楼梯,乒砰响,卡车和搬运。
对墙来说是画被取下后留下的浅色方块。

——辛波丝卡,〈离婚〉

和前任见面,再次一起度过一段日子是什幺感觉?我不知道。若这句话里的前任是国家,那我知道。这感觉不好过,像是来到一场别人的生日宴会(或葬礼),所有人却误以为你是寿星(或死者)。如果奇士劳斯基电影《双面薇若妮卡》里的法国薇若妮卡跑到克拉科夫,遇见波兰薇若妮卡的家人、朋友、恋人,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。

我不是薇若妮卡,但我在离开波兰两年后,短暂回到克拉科夫(真巧,《双面薇若妮卡》那场关键的、两个薇若妮卡相遇的戏就在克拉科夫广场取景),有一种回来遇见另一个(死去的)自己的魔幻感。

同时遇见前任与前世,三人行处处尴尬,不知要共同缅怀往日美好还是对彼此说「节哀顺变」,或甚至「我们不要再见了」。分隔两年,克拉科夫变了不少。马车变贵了,食物变鹹了,喜欢的书店里书变少了,雨后城市瀰漫尿骚味(朋友说:「你现在才闻到啊?」)。抽菸喝酒的人也变多了。当我忍不住想:「大家都这幺焦虑吗?」才发现,两年没抽菸的我,也忍不住抽了几根,因为从前的绝望感又回来了。

是我变了还是克拉科夫变了?也许,我刚来的时候,它也有这些缺点,只是还在热恋的我只看到玫瑰色的部分。或者,我正在经历波兰版的《回家好难》。离开台湾半辈子的我,在刚回台湾时,不是也很不适应,觉得自己来错了吗?有没有可能是——我害怕想念那些我放弃的东西,所以必须诋毁它们,才过得下去,才能相信现在的人生是对的?

我想念克拉科夫吗?当然。克拉科夫的绿地和公园是无敌的,夏日的莓果、光影的变化也是无敌的。每当我和孩子在厨房贪婪地吃着覆盆子、黑莓、蓝莓、桃子、李子,我总会想起布鲁诺.舒兹小说集《鳄鱼街》中的〈八月〉:「她从篮子里倒出阳光绚丽多彩的美——晶莹剔透、闪闪发光的野樱桃,新鲜多汁、闻起来比吃起来还要香甜可口的神祕黑樱桃,以及包裹着夏天悠长午后精华的金黄色杏子。」而当午后的阳光穿过木窗户进入房间,房里的光景则像是这段文字描述的:「巨大的夏季从我们阴暗的公寓穿过——它是颤抖空气的寂静,是一块块在地板上作着燃烧白日梦的阳光;它是手摇风琴的旋律,从夏日金黄色静脉的深处流出。」

这是我读过不知多少遍、花费心思推敲、翻译的文字。我是《鳄鱼街》的译者,也是它的信徒,是它把我带到波兰来的。生活在克拉科夫,就像每天都可以看到、翻开舒兹笔下的世界。然而我却离开了它,像是《沙漏下的疗养院》中遗失了童年那本魔幻之书的约瑟夫,也像是被自己的鸟类王国放逐的父亲。

我不和波兰的朋友们说我想念克拉科夫。虽然,他们一直问:「你们会不会想念这里?你们已经适应那里了吗?波兰和台湾,哪边比较好?你们已经在地化了吧?以后就只会来观光了吧?我们不知道下次什幺时候会见面了吧?」

我不知道怎幺回答这些问题,它们令我尴尬,就像我刚回台湾时,一直听到「为什幺要回来?」一样尴尬。有时我觉得厌烦,忍不住想:如果我是和某个人分手了,大家应该会小心翼翼避免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吧,更别说「你想不想前任?前任和现任哪个比较好?」这一类的问题了。

我已经多年没有听见「哪边比较好」了。常常听到,是我刚来的时候,那时,我还是个异乡人,就像现在。

面对种种複杂的情绪,总会想要找文学来武装自己。离开波兰时走得匆忙,还有许多书和物品没带走。本来打着如意算盘,想在书中寻找人生困境的答案,我甚至想好要来读买了一直没读的吴明益《单车失窃记》。来到波兰我才发现,那本书我早就和许多其他的书,一起匆促地捐给雅捷隆大学的汉学系了。

剩下的书,就像那本《有附轶事的机运地形学》中的物件一样偶然。本书作者之一丹尼尔‧史波利(Daniel Spoerri)有一天把自己桌上的东西画下来,还详细描述了每一样物件,并且邀请他的朋友罗兰.托普(Roland Topor)、罗伯特.费里欧(Robert Fillio)一起加入来评论他写的东西。我要如何在偶然留下的书中,寻找人生的答案?我有故事可说吗?

书堆中有伊坂幸太郎的《Lush Life》。那种不上不下、无路可出的人生,可以和现在的我起共鸣,不过,我的人生还没那幺惨。珍奈.温特森的《正常就好,何必快乐?》和艾利森.贝克德尔的《欢乐之家》呢?这两本书也是关于回家、人和家之间的纠葛,只是对现在的我没什幺帮助——克拉科夫已不是我的家了。

偶然地,大儿子拿起蜜雪儿.库瓦斯的《桦树与鸽子》,说:「妈妈,这是什幺书呀?好有趣喔,有一个男孩站在大象背上!」那是台湾画家杨允城的插画,他画这些画时只有10岁。「我可以看这本书吗?」当然可以,只是我没空读给你听。「没关係,我可以自己读。」

于是,他就自己读了,这是第一次,我们分别一起读一本书(以前都是我读给他听)。我为了了解他在读什幺,为了能和他对话,也开始读这本关于鸽子.琼斯——被爱画画大象养大的男孩——的故事书。我喜欢这本书吗?其实还好,它对我来说有点太可爱了,但儿子很喜欢。我在书中找到了人生的解方或安慰吗?好像没有,除了一段话:

……当情势晦暗不明的时候,有时反倒能把事情看得最透彻。当他还是个年轻的豆罐时,有人打开他、吃光他,然后把他随手扔进水沟。他跟我说,那是他这辈子头一次这幺接近空无,得以一窥世界那种无遮无掩、带着鯷鱼般银铝闪光的真正面貌;他可以看见理想主义离开之后剩下的东西。他说这个世界看起来还是相当美丽,即使从那条水沟看出来也是……

很美的一段文字,很疗癒,很熟悉,让我想起我在伦敦看过的王尔德雕像,和上面的那段话:「我们都在阴沟里,但仍有人仰望星空。」所以,这还是可能的吧。世界还是美丽的,只是我要转个方向,才能看到星空。于是,我换了个心情,带着孩子去探访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、住过的小区、玩耍过的公园。

有一瞬间,我真的开始相信,也许几年后,当我不再伤心愤怒,我可以再次和前任、前世当朋友,并且看见「理想主义离开之后剩下的东西」。但是,就在快要离开时,我发现,因为某些阴错阳差,我的孩子们被捲入了我已故婆婆的债务官司。

说是债务,其实那根本不是我婆婆去欠的。共产时代,市政府接管了私人房产,劳工阶级的公婆和市政府以低廉的价钱租房子,资本主义来了后,房子被归还给私人房东,然后又被卖给另一个房东,公婆成了新房东眼中的钉子户,是让她不能把公寓租给办公室、商店,赚取更多房租的阻碍。于是她开始涨房租,想把他们赶走,公公拒缴后,被告上法院(听起来很像都更的故事吧)。

官司持续了多年,公公过世后,婆婆成为被告,最后被迫搬家,还被判要偿还一大笔房租欠款。她过世后,家里所有人为了避免债务,都得去抛弃继承。我先生在帮孩子们抛弃时,忽略了一个程序,于是,这横跨三代的荒谬剧,这现实生活的卡夫卡,就落到了他们——也就是我们的肩上。

这不是什幺新鲜事。多年来,我们在波兰的生活就像是卡夫卡的《审判》(许多人觉得它很抽象,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超写实啊)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莫名其妙的不幸从天而降,必须绷紧神经地活。也许,这是为什幺我一直没读这本经典,只有看奥森.威尔斯的电影。现实已经够沉重、够荒谬了,而且在书中也找不到答案和安慰,干嘛去看然后让自己更难过呢?

如果债务的事顺利解决,如果时间的距离拉开,或许我能再次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地方,甚至带着理解、欣赏和怀念。但现在,我只希望我们的关係能像英国诗人罗纳德.邓肯(Ronald Duncan)在〈给M.〉一诗中说的:「我们之间/没有逻辑上的矛盾;/只是,完全缺乏/任何连结。」

但要走到那一步,也要花上不少时间吧。


林蔚昀
1982年生,台北人。多年来致力在华语界推广波兰文学,于2013年获得波兰文化部颁发波兰文化功勋奖章,是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台湾人。着有《我妈妈的寄生虫》、《易乡人》、《回家好难》,译有《鳄鱼街》、《给我的诗:辛波丝卡诗选1957–2012》、《黑色的歌》、《向日葵的季节》等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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